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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之間的吵架：氣候與能源專家怎麼看IPCC評估報告引用的方法學
兩個領域都同意RCP8.5不是「基準情境」，
但如何處理已經產生的誤解卻各執一詞
文／Tony Yen (媽盟特約撰述)
氣候變遷公約綱要組織（IPCC）即將在明後兩年發佈第六版的評估報告。然而就在最近，氣候和能源領域的專家正在為了第五版評估報告引用的代表性碳濃度路徑（RCP）的實質意義吵得不可開交。
一句話來說，能源領域的學者認為報告中引用的最高輻射強度路徑（RCP8.5）過去被誤解成沒有氣候政策下的「基準情境」（baseline scenario，或BAU），導致學術圈與大眾對能源轉型的可行性過於悲觀；氣候領域的學者則辯稱自己從來無意將RCP8.5視作最有可能的「基準情境」，一切都是其他領域的學者和大眾媒體誤讀報告後，產生的誤會。
代表性碳濃度路徑緣由與缺失
（本節延伸閱讀請見Carbon Brief）
為了更深入理解兩派學者爭執的核心，有必要先說明IPCC第五版評估報告所引用的代表性碳濃度路徑。
過往，在氣候變遷研究領域中，研究人員根據自己的研究需求，設定不同的碳排情境和對應的碳濃度累積／地表輻射強度路徑。在第五次報告的籌備過程中，社會經濟性的因素還無法及時納入研究，因此當時研究者採取先決定地表輻射強度路徑，再換算出對應氣候變遷情況。最後得出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詳的RCP2.6、RCP4.5、RCP6.0、以及RCP8.5；這些數字分別代表該路徑設定下，本世紀末地表輻射強度（瓦／平方公尺）相較於工業革命前的增加量。
然而因為上述的方法學，這些情境在初始設定時，缺乏具一致性的社會經濟性考量（舉例來說，各個情境缺乏氣候變遷和科技選用之間的雙向回饋模擬）。這造成RCP8.5的碳濃度累積路徑其實在多數時段上屆於90%到98%的氣候變遷模擬結果；其中當然也包括大部分沒有氣候政策情境的模擬。然而，因為RCP8.5是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四個路徑裡唯一考量沒有氣候策的情境，於是過往許多媒體和學術產出便自動將其視為無氣候政策下的基準情境。
RCP8.5的二氧化碳濃度累積路徑在多數時段屆於90%到98%的氣候模擬。
它不是最可能、更不是唯一的無氣候政策情境，
過往卻因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引用而被大眾和非氣候領域學者視為BAU。
圖片來源。
新的整合性評估模型仍嫌保守
作為改善，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將納入的共同社會經濟性路徑（SSP），其中會在6.0和8.5兩個地表輻射強度路徑外再增加7.0路徑，作為另外一個「沒有氣候政策」下的可能情境。然而來自能源領域的批判聲浪並沒有中止。事實上，隨著再生能源過去十年爆炸性的成長，不論是舊版的RCP8.5，或是新版的CMIP6 7.0和CMIP6 8.5，成真的機率已經比它們初被提出時更小許多了。
舉例來說，CMIP8.5情境設定中，2100年全球燃煤使用量會是2010年的4倍以上；然而全球燃煤使用量近年已經持平，甚至有減少的跡象。即使拿對傳統能源的預測仍嫌保守的國際能源總署（IEA）2019年的「當前政策情境」（CPS）的化石燃料使用量做推估（現在到2040年全球燃煤使用量年成長率0.5%），到2040年這個情境的化石燃料累積碳排放量也只介於CMIP6 4.5和CMIP6 6.0兩種共同社會經濟性路徑之間。
這樣推算下去，IEA設定的基準情境，在本世紀末的全球地表增溫最有可能落在2.0度到3.8度的區間當中（平均值為2.9度），介於RCP4.5和RCP6.0之間。以累積碳排量來看，根據IEA的CPS推算的路徑則會落在IPCC新版SSP的沒有政策情境群的低標區間。
IEA版本的基準情境－CPS，
會介於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RCP4.5和RCP6.0之間。
圖片來源。
IEA的CPS情境所推估出的碳排放量會落在IPCC沒有氣候政策的
模擬結果的低標區間中。圖片來源。
再次提醒，國際能源總署在能源學者的眼中素來以對能源轉型趨勢預測的保守性聞名，亦即實際上的BAU情境其實非常可能還比他們設定的基準情境還更樂觀。
IEA的基準情境慣常性地低估綠能成長速度
氣候學者的辯駁：是你們都誤解我們了...
在一些近期氣候與能源學者兩邊的交鋒過程中，可以看出氣候學者對於自己提出的方法學被錯誤地詮釋的無奈。他們舉證歷歷，說明自己的初衷從來不是要將RCP8.5當作BAU給社會大眾或其他學術界使用，所有的誤讀誤用都是他人解讀錯誤產生的誤解。
類似的論述，在IEA每年被批判能源展望報告的基準情境對綠能評估過於保守時也被提出來。「這些不是預測，而是特定參數下模擬出來的結果」他們大致上的台詞不脫如此。
然而，IPCC的評估報告如同IEA的能源展望報告，其影響力不僅是學術圈內的單純交流，更會牽動各國政策制定者對未來狀況的評估。在這樣的情況下，持續讓已被驗證和真實世界差距過大的情境設定在報告中佔重要的位置，只會繼續讓外界對能源轉型和氣候變遷產生錯誤的詮釋。
問題似乎回到，科學家除了方法學上必須嚴謹之外，對自己的研究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是否有額外的義務要進行考量？似乎在氣候或能源這些明顯具策略性科學特性的範疇裡，這樣的討論更具重要意義。